邹恒甫，1962年出生于湖南华容县，我国著名经济学家，自1990年至今长期供职于世界银行发展研究部。中央财经大学、武汉大学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武大高级研究中心主任，他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哈佛大学毕业的中国第一个经济学博士，也是第一个进入世界银行研究部的中国经济学家，同时还是中国大陆经济学者中首位朝圣山学社会员。其研究领域涉及公共财政理论、宏观经济学、经济增长理论、发展经济学、国际经济学、比较经济学，被称为“中国现代西方经济学教育第一人”。因为在经济学界的巨大成就，邹恒甫蝉联2004、2006年两个年度的“中国最具影响力的10大经济学家”奖，他的一些经济学观点，得到了国际经济学大师巴罗、拉丰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赫克曼等人的高度赞扬。
2008年1月邹恒甫出任中非发展基金首席经济学家，成为这项总值50亿美元的组织“智囊团团长”。
兴之所致，他敢于嬉笑怒骂，调侃不改。他将樊纲、易纲、胡鞍钢、张五常比作“三纲五常”，将林毅夫、海闻、张维迎、杨小凯喻为“林海张杨”。他调侃许多国内“著名经济学家”，“我太熟谙他们出名的原因了”。
绝对张狂邹恒甫
文/彭苏
2008年1月，邹恒甫出任中非发展基金首席经济学家，成为这项总值50亿美元的组织“意见领袖”。千万别小看了这个“首席”，因为一个国家或国际基金的“首席”，按国际惯例，就是该项目的“总设计师”和总参谋长，一般都由该行业中最有权威的人士来担任，例如近20年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，有的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，有的是哈佛大学或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，有的曾是美国财政部长。
很少有人知道邹恒甫是湖南人，但对比了他的率性而为后，有人不由感叹：典型的火辣湘人代表莫过于邹恒甫！
“一个记者从很早起开始观察我，说要写我，结果11年过去了，连篇稿子的影子都没见着，你想通过一两个小时的谈话就能写好我？”
邹恒甫孩子气地偏着一颗硕大的脑袋，大方框眼镜后的眼睛里充满的不是质疑，而是无限之肯定：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。
这个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哈佛大学经济学博士，供职于世界银行的高级经济学家，长期致力于将西方最先进的经济学教育引进中国、创办了国内首家现代经济学教育试验田——“武汉大学经济科学高级研究中心”（简称IAS）的学者，撇开诸多头衔身份不论，坐在面前的这个中年男人，简直有点……怎么说呢，简直有点像他时而冒出的口头禅：“这太好玩了。”
首先，因为“听着别扭”，他拒绝被别人称呼为教授；他一边嘟囔着特烦被拍照，“全都是搞形式主义。照来照去，还不就是个人？搞些虚头巴脑的东西做什么？”一边又会拘谨地站在摄影师面前，请教怎么摆布才算好看。
讲到关键点，手里犹如攥着云朵，转着圈地不断上升；谈到兴奋处，全身散热，两眼释放出虔诚的宗教分子般的狂热，“要是有块黑板，我会发挥得更尽兴”，不喜欢作演讲，“我讲话时是全身心投入，耗费能量特别大，再多讲两个小时，我是会哭的”。
公众场合，他口无遮挡，语不惊人死不休：“我不说假话的，那与我不相容。”“我最佩服陈寅恪先生。蒋介石请他吃饭、赏花，他感觉浑身不自在，‘食蛤哪知天下事，看花愁近最高楼’，精辟！” “我还斗胆把中山大学董每戡先生的句子拨动一下：”书生自有嶙峋骨，最喜交情最厌錧‘。最后一个字你肯定不认得，因为它是我造的，左金右官，意为权钱交合，我令其读作虎。拜托推介一下，我要靠这个字名垂青史呢！中国文字真好玩。“ 哈哈大笑。
“权钱，得不到就瞧不起它嘛，你可以说这是阿Q精神，但搞学问必须有这种心理，这是我们人生的第一规则。”
半假半真，嬉笑怒骂，这是表面的邹恒甫。
表象背后的邹恒甫又是怎样的一个人？
一张纸，一枝笔，一个厕所，足矣
不可免俗地先了解一下他的生平。
1962年5月，邹恒甫出生于湖南华容县的一个小镇，父亲是医生，母亲是农民。家境虽不宽裕，但邹恒甫的学业从未断过。高中毕业那年，正赶上恢复高考，谁都不敢相信，15岁的邹恒甫竟轻松考上了武汉大学，成了当年武汉大学新生中年龄最小的一位。刚上大学时，邹恒甫学的是历史，可不久就被调到经济系。当时大家都往“数理化”里钻，经济学是少人问津的冷门专业。邹恒甫曾为此失落好一阵子，“回家都不好意思和亲戚邻居们说，怕被人笑话。”
在学校，邹恒甫把大部分时间花在读文史哲书籍上。对于这段人生最关键的一段日子，邹恒甫轻描淡写：“我在闲逛中度过了大学时光，没有什么做学问的志向。”1982年，20岁的邹恒甫大学毕业。班上大部分同学都出国留学，而他由于年龄太小，又没有考托福，被许多国外大学拒之门外。无奈之下，他自己向哈佛、斯坦福、威斯康辛等大学发出留学申请。没想到哈佛很快就来通知称对他很满意，他一直不敢相信，还以为哈佛弄错了。第二年3月，他收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欣喜若狂，“就像范进中举一样！”由于太兴奋，他一不留神让门槛绊了一跤，摔破了膝盖。
但留学哈佛并非一帆风顺。第一天，他竟因英语说得不好没能报上名。此后，由于基础差，他学习非常吃力，有时甚至想放弃回国，但他最终咬牙坚持了下来。在哈佛，他学到了许多世界最前沿的经济学理论，真正领略到经济学的魅力，还先后担任哈佛大学经济系研究助理及哈佛商学院研究处副研究员。1989年，他从哈佛取得经济学博士学位，应聘世界银行，在激烈竞争中，邹恒甫脱颖而出，成为首位进入世界银行的中国青年专家。“我总觉得人生是非常偶然的安排。”他说，考上武大、留学哈佛、到世界银行工作，都是一种偶然。但就是这种偶然让他对生活充满激情。
在美多年，邹恒甫痛感中国与西方经济学差距甚大。
在中国创办一个“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”，以此推动国内经济学教育改革，是邹恒甫回国后的梦想。
从1990年开始，他在国内积极奔走，寻找传播经济学的基地。4年后，在美丽的珞珈山麓，他终于创建起武汉大学高级经济科学研究中心，开始了艰难的办学历程。
中心创办之初，经费奇缺，他四处募捐，向亲友借贷；生源少，他亲自去学生中宣传。三间破旧的平房是中心的办公地，每逢下雨，漏雨厉害，污水从门外涌进来，他就用盆往外不停舀水。由于潮湿，他费尽千辛万苦从美国带回的珍贵书籍全都发了霉。
尽管条件艰苦，但邹恒甫却很知足——好歹有个办教育的地方。他常说，只要有一张纸，一枝笔，一个厕所，就足矣。
凭着这股执著，中心不断发展壮大。他和中心的老师发表了许多论文，震动国内经济学界；他引进国外主流经济学的教学体系和方法，同时在中心开设国学、历史、哲学等实验班，在中国高校教育界反响极大；他遍邀国内外诸多名家学者来中心讲座，次数之多，影响之大，让国内其他高校为之侧目……
已故的“一代经济学大师”董辅礽先生对邹恒甫的学术水平和办教育的成就都给予极高的评价。他说：“在武汉大学的历史上，经济学的革命有两次，一次是1947年张培刚（被誉为发展经济学之父）先生从哈佛回到了武大，第二次就是现在，邹恒甫从哈佛回来。”名气极大的经济学家郎咸平说：“邹恒甫在中国经济学界是我唯一敬重、景仰的经济学家，完全可以用唯一这个词。他是一个真真做学问的人。你不管他的观点怎么样，这都不重要，你要知道他是一个真真做学问的人，而且是扎扎实实地做学问，不像别的人。这在当今中国是非常难得的。”
可是性格张狂的邹恒甫也是个有争议的人物，他的“口无遮拦”自然也会惹火不少人。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——
他们哪见过我这种异类？
记者：你把中国一批著名的经济学家编成“三纲五常”、“林海张杨”，多次在公开场合毫不客气地点评他们，有人说你太过癫狂了。
邹恒甫：当然太狂啰。他们中有些人根本没有任何学术成就，有些人在学术上我是看着他们长大的，我太了解他们出名的情况了。
我去年在上海财大作演讲时就说过，“他们著名，都著名在哪里呢？都发过些什么文章呢？都摆出来看看嘛！”
张五常在六七十年代做出过杰出贡献，杨小凯是在研究劳动分工上做出了成就，后来就走向了一个极端，他这个人的心理爱随着环境改变，一生变了好几次，一点都不好玩；林毅夫有两篇有价值的文章：第一篇谈大跃进时期，中国如何饿死人；第二篇讲家庭承包制怎么改进农村劳动生产力；最后，他和易纲都走向了政治，当官去了。我们不会变，我们就是一竿子搞到底。
其实我一点都不狂，我调侃他们，是因为我知道怎样才算有本事。郎咸平知道我是扎扎实实办教育，知道我在国外还有点小文章，他说张维迎他们连门都未入呢。所以，我说我和林毅夫是三五流，张维迎是九流，大多数人都不入流。
记者：难道在你眼里，他们对中国经济发展没有作出丝毫贡献？我们又如何辨别其中的浮躁与虚幻？
邹恒甫：我们都是神交，有些是同一战壕的战友。我还把田国强、白重恩，李稻葵，周国富，谭国富，加上我，凑了句“李白杜甫”、“国富国强”，就差一个姓杜的，还联不起来，所以没说出来。田国强知道此事后，哈哈大笑。他们知道我办事的干劲和学术上的爱好，所以都能承受住我的调侃。
这批人在中国普及当代经济学教育上，还是起了作用的。但其中有的人后来走向了媒体，走向了仕途，这就脱离了学术。
谈到辨别，中国经济学家编的教科书，我们内行根本不看。我把世界上一流的师资领进国内，把最好的原文版书籍引进国内，就是为了把学子从迷途中引出来。
中国大学生都有潜质和能力在三五月之内阅读使用英文原版教材，我在武大办学十多年充分证实了这一点。但是，从北大到武大到中大，他们就是喜欢用高鸿业编的《西方经济学》！
初级西方经济学，我们有曼昆、斯蒂格利茨和萨缪尔森的英文原版；对策论我们有福登伯格和梯若尔、奥斯波恩和鲁宾斯坦、迈尔逊等英文原版。搞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教授们就是不用这些世界级大师的英文原版，反而要用自己编的教材。
我们培养的学生，要比我们好1000倍
记者：有些经济学家认为你办的数理经济与金融班太偏重数学和技巧，而忽视了思想和经济直观，是这样的吗？
邹恒甫：我是学历史、哲学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出身的。当年在武汉大学的五年半时间里，我在历史系、哲学系和数学系到处听课。由于对分析哲学的爱好，我才学数学。后来学西方经济学，才知道数学有用。到了哈佛，正好如鱼得水。我把经济学、数学、哲学、社会学乱学一通，什么都没入门。
正是基于这种广泛的爱好，我还在武汉大学IAS创办了中西比较哲学实验班、世界史实验班和国学实验班。这三个实验班都必须在本科和硕士阶段用英、法、德语阅读西方典籍。我们高度重视人文素质教育，我们给数理经济与金融班的所有本科生，开设了《四书》、《老子》、《庄子》等八门人文基础课。学国学的还必须懂日文。
前者是为了实践余英时先生的倡导：不懂英、法、德，不谈文、史、哲；后者是为了洗尽从陈寅恪就开始饱尝的“到日本学中国史”的羞耻：“群赴东邻修国史，神州士夫羞欲死。”
那些口口声声强调思想的人，未必有什么经济思想。李稻葵有思想？周其仁有思想？林毅夫有思想？张维迎有思想？自欺欺人罢了！
记者：记得你好像说过“我连自己都瞧不起，还瞧得起他们，他们爱说什么随他们好了”，那么，你瞧不起自己什么呢？在当代经济学者中，有你看好的人吗？
邹恒甫：我的原话是“我瞧不起别人，但我最瞧不起自己”。我什么都不行，我可以嬉笑怒骂，是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比我更差。我历来如此，有学问的，当然我崇拜。对没学问而又上媒体吹拉弹唱、欺世盗名之流，我就喜欢挑战嘛。
比如我崇拜陈寅恪先生，他通晓10多种语言，《资治通鉴》、《全唐诗》、《全唐文》，烂熟于胸，这是多么高深的境界！至于董辅礽老师，他是长者，我尊重他，但我并不觉得他的学问有多么高深。有人问过我，中国什么时候可以产生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，我直言在25年以内都不会有谁摸着这个奖！其实普林斯顿大学的邹至庄教授对我早就说过这句话，他最有资格下这个结论。
董老师曾说过，属于诺贝尔奖的在搞学问，中国人在搞新闻。现在的风气是“学而优则仕，仕而优则商，商而优则学”，权和钱这两样东西太吸引人了，这两样东西还能互换。有些学者就是想着权和钱，这样怎么能静下心来做学问呢？应该是“学而优则学，仕而优则仕，商而优则商”才对。
记者：有人说武大IAS被拆分，也与你的个性有关系。
邹恒甫：我的个性不是让人爱，就是让人保持距离，绝不会有人走中间路线的。至于说被拆分，其中的具体原因，我不好说，肯定是涉及到了“利益”两个字。
1994年，我就对中国一些著名的媒体经济学家说过，我办IAS的目的，就是要让你们在中国找不到讲台，我们培养的学生，要比我们好1000倍。
胡祖六说我们当时是雁过拔毛、靠剥削朋友的友谊办起来的，这一点都不假。当时条件艰苦，我是一张纸、一支笔、一间厕所开始，把家里的书都搬来了，我的同事和朋友，有书的出书，有力的出力，有钱的出钱。IAS办到1999年，才把名气打出来。
所以，我们邀请的全是国际上一流人物，全是哈佛、耶鲁等名校的一流学者。还请了多位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与学生交流，像James J.Heckman、Robert. Lucas、Laffon、Tirole、Maskin等等，我自己从2001年起都不上课了，也成了一个跑腿的。
由于我请全世界最好的经济学家、管理学家来讲课，搞得其他人非常不舒服。这样就等于是另起炉灶，把几百号人放在一边了，这不是相当于砸掉了他们的饭碗？那他们是不是要找我拼命？你说我能不癫狂吗？我想走正常程序，怎么走法？
记者：也有评论说，你们办的IAS对国内教学和科研风气并无实质影响？
邹恒甫：有没有影响，在青年经济学子的心中自有明断，我感到青年学生一直是我强有力的支持者，这正是我屡败屡战的动力。为什么有人恐惧我，想方设法搞得我难受？他们有危机感。这不是影响吗？
记者：听说你除了爱说自己是农民的孩子，还爱说自己是走狗？
邹恒甫：是的，我永远都是穷苦百姓的走狗，永远都是中华民族的走狗，也永远都是武大的走狗和癞皮狗。
现在很多经济学家喜欢当资本家和暴发户的走狗，记住一句英国谚语——每笔财富后面都隐藏着罪恶（Behind every fortune，there is a crime）。在中国赚钱致富的人都应该有良心。我们的政府和企业，要把减少贫困、促进公平发展作为首要目标。
记者：最后想问你一句，如果你没有在世界银行的物质保障，只是国内的一介普通学者，你还敢于放言抗争么？
邹恒甫：我想依着湖南人的个性，还是会垂死挣扎的，我还是会执著于自己的教育事业。当然，斗的方式可能不一样，狡兔有三窟，人就应有九窟。只要哪儿需要我，我就会到哪儿报到。
用自己的钱办学最过瘾，用别人的钱办学也过瘾，为钱办学最不过瘾。希望中国所有的经济学家和海龟用这三面镜子照照自己，我作为中国人民的“走狗”谢谢你们了。
